诈骗罪立案难，如何区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罪?

　　“刑事立案难”在当今警力紧张、司法资源相对有限的大背景下，一直都是律师圈的“老、大、难”问题，针对诈骗类型的刑事案件，尤其是经济诈骗案件，当事人向公安机关报案后，派出所民警可能都是习惯性的一句“这属于经济纠纷，你去人民法院起诉”，拒受害人于千里之外，同时也关上了受害人通过刑事报案渠道保护自己权利的大门。在最近笔者代理的一起明显属于合同诈骗类案件的刑事报案工作中，也同样遇到“立案难“的问题。而究其原因，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公安机关坚持认为“案件是民事欺诈，属于经济纠纷”。那么，“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罪”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以及二者之间的界限，是这类案件的核心问题。

　　广州诈骗罪辩护律师认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仅是诈骗罪的构成要素之一，更是区分诈骗罪与民事纠纷(欺诈)的根本界限。本案审理过程中，行为人及其辩护人均提出本案是一起普通借贷引发的民事纠纷，行为人至多构成民事欺诈，并不构成诈骗罪。此种观点混淆了民事纠纷(欺诈)与诈骗罪间的界限：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不能因为客观上存在交易关系就断然否认诈骗罪的成立。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民事纠纷(欺诈)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只是由于客观原因，一时无法偿还;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是因为客观的原因不能归还，而是根本不打算偿还。

　　一般认为，所谓非法占有目的，是指以将公私财物非法转为自己或第三者不法所有为目的。广州诈骗罪辩护律师认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性相当强，不可能通过客观事实直接证明，如何准确加以判断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既要避免单纯根据损害后果进行客观归罪，也不能仅凭行为人自己的供述证明，而必须坚持在客观基础上的主观判断，即在查明客观事实的前提下，根据一定的经验法则或者逻辑规则，推定行为人的主观目的。结合金融诈骗类犯罪的相关司法解释，并充分考虑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类犯罪的共性，我们认为，应当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判断：(1)行为人事前有无归还能力，如行为人的资产负债情况等;(2)行为人事中有无积极归还或者消极不归还行为或者表现，如行为人编造事实或者隐瞒真相拖延归还被害人的财产等;(3)行为人事后处分财物及对他人财产损失的态度，如行为人是否通过实施诈骗行为排除被害人对其财产的控制并将其财产转归行为人或第三人名下，是否将被害人的财物用于双方约定的用途，抑或是消费、还债等个人用途，是否具有转移财产、隐匿财产、拒不交代财物的真实去向等欲使被害人财物无法收回的行为等。司法实践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应在综合考量上述事实的基础上推定而得。需注意的是，行为人仅具有上述一种情形，如将被害人的财物用于个人还债等个人用途，并不意味着其一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只有结合其他事实，如该还债行为导致其最终不能归还财物给被害人等，才可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在《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第1065号“王先杰诈骗案”中，人民法院同样采纳了该观点，认为：被告人王先杰事前已身负巨额债务，名下房产均被查封，其并无注册成立新公司的资本，更无设立投资公司后所需的运营条件。王先杰与被害人约好垫资代为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后，便将开办新公司以及将有资金转入其新开立的个人账户的消息披露给债权人及相关银行，使人民法院在被害人刚将垫资款打入约定账户后不久便根据债权人的申请对此款项予以冻结。综合上述事实，王先杰可以预见也应当预见到，在身负众多债务、涉及多起民事诉讼、名下房产均被人民法院查封的情况下，其将新开户银行卡的申请单等资料向债权人披露，甚至主动复印后提供给债权人，并告知卡上资金进入的时间，会导致该笔垫资款经债权人申请由人民法院冻结。上述客观行为足以反映出王先杰要求被害人垫资的真实目的并非注册成立新的公司，也根本没有打算归还被害人的垫资款，而是意图通过人民法院的公权力，冻结上述款项，用于偿还其个人债务，应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来源：原创 李毅 滔滔雄辩 2018-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