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中三个常见的无罪辩护要点-广州刑事辩护律师

　　合同诈骗罪与民事领域中的经济合同纠纷在司法实践中有许多相似之处，导致一些经济合同纠纷被错误定性为合同诈骗罪，当事人被司法机关关押。广州刑事辩护律师根据多年从事经济犯罪、诈骗犯罪辩护和研究经验，从七个真实案例总结出合同诈骗罪三个常见的无罪情形，供大家参考学习。

　　一、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民事欺诈与合同诈骗罪在审判实务中是比较容易混淆的问题，很多人认为，只要在经济来往中行为人存在隐瞒或虚构事实的合同行为即构成合同诈骗罪。但是，本文第五点已清楚分析，民事欺诈与合同诈骗罪最明显的界限即为：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如果行为人不具有，则仅定为民事欺诈，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青海某某公司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了本市黄河路**号、**号、兴海路*号的土地使用权，开发建设“某某某花园小区”，并建成4栋高层住宅楼和1栋办公楼，尚有1栋高层住宅楼未开工建设。某某公司及王某某在安置回迁户和普通购房户的过程中，有将回迁安置房抵押给他人、销售给普通购房户，或与他人签订虚设拆迁安置协议后又将签约房安置回迁户、抵押给债权人、销售给他人等的行为，对回迁户、抵押权人、普通购房户隐瞒了与另一方签订合同的事实，具有欺诈的行为，但其向绝大部分住户交付房屋，在房屋相冲突时又为多数购房人、回迁户调整住房，履行合同。同时本案中涉案款项去向不明，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被告单位及王某某将借款、购房款、回迁户交纳的超面积款等予以挥霍或其他不正当支出，无法证实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单位某某公司及被告人王某某犯合同诈骗罪的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详见：某公司、王某某被控合同诈骗罪案(2016)青01刑初6号一审判决书。

　　二、行为人客观方面不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五种情形

　　1、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提供了真实的、客观存在的财产进行抵押，并经过相对人的同意，不能证明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行为。被告人陈晓勇与武某签订买卖合同时，已用陈晓勇的马铃薯公司所有财产和王某1夫妇的所有财产作抵押担保，并经过武某同意;且陈晓勇的财产、王某1夫妇的财产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证明陈晓勇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不能证明被告人陈晓勇具有骗取武某财产的主观故意。详见：陈晓勇合同诈骗(2018)冀0709刑初10号一审刑事判决书。

　　2、 合同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本案被告人刘忠志、刘剑波因中志公司资金周转不畅，遂与天源公司建立了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合同关系，其用以买卖形式的房屋客观存在，且双方到产权部门办理了预售登记。嗣后，刘忠志、刘剑波亦按照合同约定在天源公司汇款后给付378万元。依刘忠志和刘剑波供述，其将从天源公司取得的款项用于宏达二期和三期工程建设，而现有证据又不能证实刘忠志、刘剑波在取得款项后有挪作他用或无故挥霍等情形，故不能认定刘忠志和刘剑波从天源公司取得的钱款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虽然刘忠志、刘剑波在取得天源公司钱款时对天源公司隐瞒了相关房屋有抵押或顶账等事实，但房屋产权从形式上并没有受到限制，且从现有证据来看，用以交易的房屋大部分定价较低，结合刘忠志、刘剑波将宏达三期6栋楼(扣除16户)以18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天源公司，及蔡金定最后以宏达三期1号楼部分门企房接受清偿债务的事实，亦不能确认刘忠志、刘剑波有非法占有天源公司钱款的故意。此外天源公司并不认可其系被害人，故公诉机关将天源公司列为被害人并不适当。综上，刘忠志、刘剑波的行为不符合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忠志、刘剑波犯合同诈骗罪的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被告人刘忠志、刘剑波的辩解及二辩护人无罪的辩护意见应予采纳。详见：刘忠志、刘剑波被控合同诈骗罪(2016)吉04刑初21号一审判决书。

　　3、行为人客观上没有实施过《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五种情形之一的行为，故不构成合同诈骗罪。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合同诈骗罪：(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本案，原审被告人王亚亮借款的目的是用于缴纳土地出让金;在借款到期后，又用他公司资金及其他房产作为重新置换抵押;案发后将借款及利息归还债权人，并取得了债权人的谅解，亦未逃匿。王亚亮主观上无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观上亦无犯罪行为。其行为不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任何一种情形，故原审判决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详见：王亚亮合同诈骗再审(2018)吉05刑抗1号刑事判决书

　　4、万基公司当时虽是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但其生产线仍然处于生产状态，资产公司与泰州市国信担保有限公司对于万基公司的经营状况下滑的状态亦主观明知，且均出于扶持万基公司发展的角度考虑而委托发放贷款或提供担保，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资产公司陷入认识错误而受骗。其三，该笔400万借款去向是否被陈喜富用于归还其借款抑或被其挥霍或以其他方式非法占为己有，现有证据无法查明。结合证人包某的证言，陈喜富确向南京李姓人士借过资金。根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不足以认定陈喜富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综上，就检察机关抗诉原审被告人陈喜富构成合同诈骗罪的事实，相关证据不能达到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故对于检察机关的相关抗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2，原审起诉书指控“陈喜富实际负责的万基公司于2011年11月11日，伪造虚假的购销合同，以签订合同的方式骗取被害单位资产公司人民币400万元非法占为己有”的事实构成合同诈骗罪，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检察院的刑事抗诉书和泰州市人民检察院的支持刑事抗诉意见书均认为该事实构成合同诈骗罪，被害单位为资产公司。出庭检察员当庭发表意见认为，即使该事实不构成合同诈骗罪，亦应当构成骗取贷款罪。根据证人戴某的证言，资产公司性质并不属于金融机构，不符合骗取贷款罪的犯罪对象要件。同时，结合证人戴某、姜某的证言以及书证泰州市国信担保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资产公司和泰州市国信担保有限公司在事前，均已明知万基公司当时经营不善的现状，但均基于扶持企业发展的角度委托发放贷款或提供担保，故基于本案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认定万基公司取得该笔借款与其提供虚假的购销合同等资料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资产公司并非基于万基公司提供的虚假购销合同陷入错误认识而委托发放贷款。综上，原审被告人陈喜富作为万基公司的实际负责人的上述行为不符合骗取贷款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故对于检察机关的该抗诉理由，本院亦不予采纳。详见：陈喜富被判合同诈骗、骗取贷款罪一案(2016)苏12刑终277号二审裁定书。

　　5、被告人靳军年与中条山公司签订500吨废钢购销协议后，又将其向龙泉钢厂受让的废钢、废铁全部出售给被害人万某。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人收取被害人万某预付款和借款共计460万元，同时，因自有资金不足，为履行与龙泉钢厂的购销协议，又收取李某、程小能、卞艳刚、王某乙等多人的预付款后按约定交付了一定量的废钢、废铁。客观上，被告人靳军年存在将部分废钢废铁“多重买卖”的行为，且在与被害人万某签订购销协议时存在隐瞒与中条山公司签订500吨废钢购销协议的事实。但从主观上来看，(1)被告人靳军年与被害人万某签订协议时具有合同的能力，事实上也履行了交付部分废钢、废铁的能力;(2)被害人万某交付被告人预付款和借款并非陷于认识错误;(3)现有证据也无法证实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被害人交付财物的行为;(4)被害人万某明知被告人将废钢、废铁出售给多人的事实，且造成损失后和卞艳刚、程小能、李某等人与被告人的委托人达成处理协议;(5)被告人靳军年所出售废钢废铁的价值、销售总额及盈利情况，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因此，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实被告人靳军年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抗诉机关所提原判认定万某未拉货原因不准确、靳军年部分资金来源和认定销售货款数额无证据支持的理由，并不影响本案的定性处理。详见：靳军年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2015)吕刑终字第239号二审裁定书。

　　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

　　行为人在交易中能够获得提成或好处费，而在案证据无法排除行为人截留交易款项主观上是为了获得提成或好处费，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为的目的证据不足。

　　法院认为，作为金宇公司与同乐公司煤炭交易主要经办人的刘某1和王某，二人均认可所交易的煤炭中有王某的提成或好处费，但提成或好处费数额多少各说不一。同乐公司购买的18076.57吨煤炭中，刘某1只向王某支付了其中4358.62吨煤的提成或好处费，其余的提成或者好处费确实未与王某结算。被告人提供的证人边某当庭作证其监督装运的九千余吨的煤炭中每三铲煤掺一铲煤矸石，牛某证言证实最初的三四千吨煤未掺煤矸石，之后王某让其每三铲煤掺一铲煤矸石，同乐公司屈某证实王某所供的煤中掺有矸石，三个人的证言与王某供述的其与刘某1商定好掺煤矸石获取高额利润相互印证;而公诉机关提供证人马某2、宋某、孟某、徐某、李某2等人证言证实煤炭中未掺有煤矸石的主张与收货方证人屈某证实因煤炭中掺有煤矸石故而终止煤炭交易的实际情形相矛盾，本案无法排除被告人王某从交易掺矸石的煤炭中获得好处费的情形，无法排除王某从同乐公司支取的142万元承兑汇票里面没有王某的好处费或利润的情形，无法排除王某主观上是截留自己应得的好处费或利润的主观故意，故认定王某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为的目的证据不足。本案尚无足够证据排除系由双方经济纠纷引起之可能，被告人王某从同乐公司截留的涉案142万元之归属明显存疑。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犯合同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详见：王某合同诈骗(2017)冀0121刑初131号一审刑事判决书